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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巷与许厝埕交界处有条向南的小巷称菜园头，进巷100米处的西侧原有一东西走向的小道直通古树下（今市建一公司），中段便是留府大门前的大埕。留府埕的留府坐北朝南，后临许厝埕。占地约五亩，今市政府办公大楼一部分就是府第的范围。此地原名叫“船舫”，五代晋江王留从效建府地于此，即改叫“留船舫”，也称“留郡舫”或“留君园”。
府内曾停放过“七部棺”，这七部棺自明末清初停柩后一直不入土，停了三百余年后，才于抗战胜利后举行落土安葬仪式，这是何故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定京师，二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时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政权，郑芝龙掌握军政大权，降清的明臣洪承畴通过泉州的明官郭必昌间道密檄郑芝龙，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郑芝龙降清。顺治三年（1646年）平南大将军博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入福建。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军抵泉州。身为明朝遗臣的留起春，遭逢国变，誓不降清，一家七殉。族人为之收殓后，为了逃避清军捕杀，改名换姓，逃避四方。七部棺木就这样无主孤魂，久停不葬，这就是留府埕七部棺的由来。
留府破落后，20世纪20年代，菲侨巨商、天主教徒陈光纯办启明女校于奎霞巷，由于校舍范围小，不能再扩大，于是购此地建一座三层楼的“同”字型的洋楼作为校舍，后又在校舍西侧建天主教堂。七部棺置放于洋楼周围，有碍观瞻。时任启明女校校长、天主教神甫铎斯拉宾莫牙（西班牙人，中文名任道远）即在楼后搭一所把七部棺集中置放。
七部棺置放在园内约300年，泉人迷信极重，制造许多使人毛骨悚然的传闻。人们经过留府埕时总觉得非常阴森和恐怖，不敢在此久留。据说有人大白天去敲一下棺木，棺木里马上就发出叫声。
20年代，泉州盛行买“花档”（相当现在的“六合彩”），在“一元二十九听”的高利润驱动下，“翁幸某也幸”。为了中彩，市民一阵狂热到处求神托佛，传闻“七部棺”中有一位13岁的未婚小姐最灵，每天卖花者到此，她会出来买花。于是不少人到此祭祀，希望一夜暴富，据说后来有一人中彩了，花档主因此破产。花档主即用银针刺棺木，并用黑狗血淋之，以消心中积恨，经此辟邪，这部棺以后就不灵了。1935年泉州发生特大洪水，水尾直至钟楼，留府的七部棺四处漂游，洪水退后，传说又自动返回原处。
关于留府埕的七部棺，还有许多民间传闻：
一、陈祖泽的《温陵探古录》记，留郡王不知何许人，传为五代，留从效之后，明时为某地郡王，因侵国库被杀，阖家赐死，死后骸骨被扣留，不许安土。所以棺木久置不厝。
二、留郡王为明代朝臣，京都离泉州万里之遥，但每天晚上他都能回家，大清早就上京赴早朝。有一次，其母从媳妇房前经过，听到房间里儿子说话的声音，于是敲门进去问其因由。儿子说是骑竹马回家。此竹马能腾云驾雾，但鸡啼以后就不能起飞，说着指那置于房中墙边的一根竹子。其母好奇地走去看，并跨上欲试，竹马就此失灵。因这神物最忌在女人胯下。第二天竹马不能飞了，朝中奸臣乘机诬陷，说他在泉州蓄意谋反，于是皇帝下令追捕。他走投无路，便吞金自杀。
三、又传留府主人是明代皇帝的驸马，侵吞国库，在泉州大兴土木建府第，事发后全家自杀，当年有人还看到棺木里一女人身着凤冠露。
各种离奇的传闻，加上泉人迷信极深，传出凡欲鸠资治殡之人，则非死即病，使七部棺安土一事推诿了几百年。
民国时期，1946年，时任福建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罗尔瞻和晋江县长吴德露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敦促下，下决心移葬七部棺。既令警察局长王允恭去选择墓址和承建墓地的工人。恰好县政府内一承包工程的福州木工张承伊，县长吴德露亲自找他，要他承担此任务。张回家给老婆提及此事，老婆极力反对。张深知此事已推托不了，于是到涂门街关帝庙抽签，结果抽到十七签，签诗曰“田园价贯好商量，事到公庭彼此伤；纵使机关图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本来胆战心惊的张承伊，抽到此签，更是雪上加霜，坚决拒绝承建。专员罗尔瞻反复动员他，就是死不答应。最后罗尔瞻把事先拟好的祭文给他看，文中有“……果有祸焉，惟予之是当……”意思是日后如有不测，我罗尔瞻独自承担，勿累他人。
由于专员、县长及警察局长三方出面，张承伊也为日后生计着想，最后硬着头皮答应了。墓地选地市中山公园内，由于怕得罪鬼神，他要求，建墓纯属义务，工钱分文不取。奉安之日，他要自备“三牲”祀之，他提出的要求得到全部满足。
墓地建好了，但出殡安土当日，谁来抬棺木呢警察局长王允恭为了此事，走遍晋江五个码头工会。由于迷信至深，工人们说，过去凡是去抬者，曾有人立刻就死，现在就是一万元也不敢去冒险。结果没有一个工会敢承担。局长最后去找五堡码头工人，因他们中大多姓刘，明末清初，留氏为了逃避清军捕杀，落荒而逃，生者大部分改姓刘，因此留刘原是一家。经警长一说，五堡码头派出80人来抬棺木，条件是，此举纯属义务，不计工钱，但抬棺木时每人要给红布一块系在身上，取其吉利。至此，抬棺一事也有了结局。
出殡之日，专员主祭，史学家吴Ф良牢模晋江各界人士及留氏后裔也派人参加。公祭完毕，洋号鼓开道，锣鼓吹在后，送殡队伍从花巷的许厝埕出发，经中山路到中山公园，沿街观者人山人海。三百多年久停不厝的七部棺，终于奉安入土，种种迷信传闻也就宣告结束。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初版吴堃的《泉州留守庭七部棺考证》，该书用翔实的文图资料考证了“七部棺”始于何代、选葬经过、下葬时的祭文、留氏居第在泉城分布情况以及“七部棺”中死者之名、为何未葬等。七部棺停柩于中山中路花巷内，下葬于中山北路的中山公园，都属中山路范围，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泉州留守庭七部棺考证》，已略泛黄，但保存完整。书本排印采用竖排本，封面书名有些许甲骨文的“味道”。 翻开书，扉页上是一张照片，几个人站在“七部棺”所在地天主堂大门处。接下来数页，有漂散于天主堂各方位的“棺”，选定墓地后启土留影、出殡行列抵达中山公园墓地前等图，共15张照片。 从图片内容可看出，“七部棺”未下葬前，散乱于天主堂后墙大树下、大楼后、大楼后右边、墙围内等地。其中有一张照片弥足珍贵，那就是“凤凰山下忠烈七部棺之全貌”，此为七部棺合葬后墓地整体概貌，因如今遗迹无处寻而更显珍贵。 这本书几乎包罗了所有关于“七部棺”的东西，资料翔实，而且撰文者中还有当时亲历者，如时任警察局长王允恭。
1946年，时任福建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罗尔瞻和晋江县长吴德露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敦促下，下决心移葬“七部棺”。时任警察局长王允恭就负责选择墓址和承建墓地的工人。 选木工时遭遇了颇多困难；墓地建好后，无人愿抬棺木又成一大难题。问题解决后，出殡当日，主祭、晋江各界人士及留氏后裔均派人参加，至此，300多年“久停不厝”的“七部棺”终于入土。据称，当时送殡队伍经中山中路到中山公园，沿街围观者人山人海。 当年，“七部棺”葬在中山公园内，所用花岗岩墓碑高大，上面刻有“忠烈七棺墓”。 这本旧书中，还有《清源留氏鸣谢启事》二则，均为留氏后人于“七部棺”下葬后数日发文致谢，其一则专门感谢罗尔瞻、王允恭、吴德露，另一则感谢五堡码头工会工人。 经该书作者多方考证出，“七部棺”中死者之一名为“凤叔”：“启叔公留起春，彦祖公之子，娶林氏，生子曰凤叔。此祖士斗公正孙，往龙溪居住，棺现在晋江留府庭祖宅内。”其余六人则无从考究。 为何久未葬，此书有至少三种揣测：因国变后家道中落，无力营葬；其族人参加抗清运动，事败逃亡，致无人主持丧事；蒙冤，财散人亡，拖延未葬。 此外，该书对历次官绅议葬但未果及种种异闻也有所描述。清明时节，说起过去泉州丧葬礼俗中，有停柩做法，有的一停就是数十天、数年，甚至数十年，更为奇特的是，历时数百年的也有！
过去七部棺停留的方位。现在只剩下留府埕的地名，现已无当年的踪迹。据说，当年建在中山公园内的留郡园墓，坐东朝西，花岗岩的墓碑高大，刻上“忠烈七棺墓”；一直到1958年，体育场扩建，墓由厦门大学历史考古队来发掘，一些殉葬品被带走，墓地夷平。留府埕与七部棺，从此留在了老泉州人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