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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指着一份纽约时报上的标题《国联李顿调查团成立，将赴远东实地调查》，问宋鸿飞：“这个难产的国联调查团终于要来了，对此你怎看”
宋鸿飞苦笑：“华夏国府和张少帅都把国联当救命稻草了，它要真有用，东洋人早就退兵了，而不是还打着国联的脸继续增兵。”
张谊似乎顿悟，道：“嗯，自己拳头硬才是硬道理。”
“说得对！它就是列强欺负弱小立的文明牌坊，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宋鸿飞不屑地道，“国与国之间，利益至上，实力为王！东洋人如果侵犯的是印度，只怕米旗国人的舰队都开来了。”
王之道：“鸿飞，你的意思是把持国联的英、法，他们在关东没多大利益，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宋鸿飞点点头。
奉城事变不仅是对华夏主权领土的侵犯，也是对一战后由19年“巴黎和会”和21年“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然挑战。
9月19 日，接到张少帅电告事变经过后，华夏国府中央紧急会议，作出决议：诉之国联，对日强烈抗议，通告国民须一致联合，共御外侮。
9月21日，召开中常会紧急会议，制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唤醒国民，还我关东”的策略。同时向国联控诉，要求进行调查和调停，并要求美援引《非战公约》带头各签字国制止东洋国。
关东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煤、铁等各种资源和较为雄厚的现代工业基础，日、苏、美三方势力盘根错节。东洋国想独占关东，自然就会损害美、苏和其他列强的利益，这就是国际调停的前提。
当时关东，是封疆大吏张少帅的地盘，一切事务都有极大的自主权，华夏国府只有名义上的号令权。
面对张少帅丢来的棘手局面，华夏国府的如意算盘是：张少帅须先想办法自救，同时利用国联和列强干涉，用最小的代价促和。
因为之前确有“国际干涉还辽”的成功例子，华夏国府和张少帅都押注到了国联调停和欧美列强出面干涉上。
然而，这是按常理而言，东洋人不费吹灰之力获胜之后野心极度膨胀，它的癫狂和魔怔已不能用常理来揣度。
苏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想与东洋发生直接冲突，除了口头谴责和抗议外，苏国两次向东洋国表示不干涉华夏和东洋间的冲突。
其他西方列强在关东并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和势力，那只有依靠花旗国了。
对于花旗国在关东的制衡作用，华夏国府其实也早有设想，自20年代末期起，就制定了“联美抑日”的战略，大力支持美资本在关东的贸易。花旗国资本支持关东交通委员会规划修建三条以葫芦城为起点的铁路。
然而东洋人自然不会坐以待视，花旗国在关东庞大的投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落地，事变就已爆发。
花旗国除了口头上不痛不痒谴责几句，实际上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倡议双方：停止冲突，进行谈判。
花旗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东洋国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花旗不干涉东洋国，东洋国政府则需制止军方将事态扩大，保证在关东的行动仅限于锦州以北。
花旗国始终是个生意国，利益至上，道义可以放一边。当时美、英、法等列强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这几国都和东洋国有密切而又有利的贸易关系，它们自然不愿意惹恼东洋国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
被英、法两个欧洲列强所把持的国联，当然也很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它一直在观察花旗国的脸色，看到花旗国不想调停，就继续打太极。
这也是华夏国府多次要求花旗国和国联对东洋国进行经济制裁，却遭到拒绝的重要原因。
9月22日，国联通过了第一次紧急决议：要求双方保持克制，停止一切冲突，各自撤军。这个决议表面上“公允”，实际上却是混淆是非，偏袒东洋国。
东洋国是侵略者，华夏国是受害方，要求华夏克制、撤兵，将侵略者和受害方同等看待，岂非荒谬至极！
实际上，当年9月国联理事会改选后，东洋国与英、法、德、意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于不利于它的决议，它自然极力反对。
国联和西方列强的偏袒、纵容，东洋有恃无恐，更加肆无忌惮，趁势继续扩大推进。
显然，国联和列强都靠不住了，华夏国府的指望沦为幻想，最终还是只能靠自己。但最好的时机已经白白浪费了，东洋人已经渐渐站稳了脚跟。
9月30日，国联第二次决议，言辞含糊、不痛不痒的提议东洋国将军队撤回。这个提议当然没有任何落地措施，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自然，这个撤军决议也被东洋国拒绝。
苏国日益强大以来，英、法、美等西方列强既恨又怕，“防苏、防共”是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们积极推行所谓的“绥靖政策”，不想直接和东洋国发生冲突，反而极力拉拢东洋国对付苏国。
西方列强的算计是：对东洋国在华夏国关东的既得利益不加干涉，把东洋国的侵略扩张限制在关外，让东洋国和苏国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确保自己在关内的利益。
在最敏感的时刻，欧美列强推行这种损人利己的“绥靖政策”，东洋人喜出望外，作为一个强盗，它自然不会主动要求和华夏国和谈，更不会将已吃进嘴里的又吐出来。
10月8日，东洋关东军开始试探性地轰炸锦州，并扬言将再次发起军事行动。一旦东洋军越过锦州，就要侵入西方占有巨大利益的华北，因此国联才作出了较强硬的态度。
10月24日，国联第三次决议，要求东洋国在11月16日前将撤回到事变前的区域之内，并提议在东洋军撤退后，华日直接进行谈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列席会议的花旗国并不支持国联的决议，史汀生竟然表示：“只要华夏同意，花旗国不反对东洋国以非武力的方式实现其在关东的目标。”
不得不承认，东洋国的纵横捭阖很成功，它充分利用了美英法列强之间的利益分歧，断定国联无意、也无力干涉东洋国的侵略。
10月26日，东洋国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继续反诬华夏国，借口保护地区安全、保护东洋国侨民，拒绝撤军，国联的决议又沦为一纸空文。
11月初，东洋军开始向黑省进犯。
英美列强顿时兴高采烈，以为它们引东洋祸水流向苏国的算计即将得逞，花旗国驻哈尔滨领事也在报告中称“东洋国的行动是为了对付苏国”。
11月16日，就在国联决议东洋国撤兵最后期限的这一天，东洋军开始大规模增兵，向北满发起进攻，并切断了中东铁路。
但是，东洋军没有按照西方列强所期待的意图北上进攻苏国，它不敢贸然招惹强大的苏国。攻陷黑省会齐城后，东洋军兵锋转向南满，直指锦城，无视东洋国政府的要求，准备南进。
东洋军无疑是在全世界面前打了国联和西方列强的脸。
史汀生这才认识到：“东洋国政府掌控不了军队，整个东洋完全在一群疯狗手中。”
随后，花旗国表示要对东洋国进行经济制裁，东洋国政府随即服软。11月21日，东洋国外相宣布将尽快从齐城撤军。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不知有意还是巧合，较为理智的若榇内阁在12月11日倒台，强硬派的犬养毅组建新内阁，全面推行侵华政策，向关东门户锦州压进。
华夏国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对东洋国进行经济制裁，史汀生对英法等国表示：“不反对经济制裁，但不参与。”
说白了就是鸡贼：我赞成你们去，但我自己不去。
最终，花旗国发表声明：不承认东洋国在关东都侵略所得，但也不会制裁东洋国。这就是着名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实际上，早在9月21日，华夏国政府就要求国联组织国际调查团，调查奉城事件的真相，目的是想借助“国联”的力量制止东洋国侵略，收复关东领土和主权。
一直到12月10日，在华夏国政府一再要求下，国联才通过了成立调查团的决议。
而直到第二年的1月21日，这个国联调查团才正式成立。
等这个由米旗国人李顿爵士率领的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从法国出发，已是第二年2月3日。
这个象征性派出的调查团，却好似进行了一次纸醉金迷的休闲之旅，沉陷在一片歌舞升平中，除了“和稀泥”，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作用。
西方列强不是要反对东洋国侵略华夏，它们只是担心东洋国占领关东后还要向关内扩张，损害到它们的利益。它们不是要维护华夏国的主权，它们要维护的，是它们自己在华夏国的权益。
国与国之间，没有必然的情谊，只有永远的利益。
弱肉强食，落后挨打，这是自然不变的生存法则。
奉军没有第一时间奋起抵抗，反而步步退让，致使东洋国占领了这个全面侵略的桥头堡；弱国无外交，华夏国府束手无策，把事关民族利益的大事指望在国联和列强身上；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国家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处处需仰人鼻息。
——这是导致华夏民族进入14年悲惨壮烈的灾难的根源。
